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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味】礼堂,礼堂(散文)

来源: 情感文章网 时间:2019-12-16 11:50:03

1968年的味道,是马路沿街有人靠墙站立时散发出的味道。他们是大人眼中的“四类分子”。他们胸前挂着木牌,个个低着头。我们对这种姿势太熟悉了,从他们身边路过,也懒得停留——主要是这些沿街示众的“坏分子”身上散发出的气味,让人胆寒心惊。那是闻起来微微有些热烘烘,酸乎乎,还有寒碜的,不便说出口的尿腥味儿,他们的头发被人扇乱了,脸被民兵打红了,渗出了血痕——这些味道组合起来,就是这一群人心里都害怕着的战栗不止的味道。

1968年的味道,是标语的味道——幼时的我们,畏惧小镇每一条街道马路的标语墙。那眼中的畏惧之色,与其说是畏惧冷飕飕的大自然,倒不如说是畏惧整个大时代的战战兢兢的思想——孩子们在这样嗳昧不明的思想中,长出了冻疮。天亮,紧接着就是天黑——天知道日子为什么过得飞快,像是被一股寒流洞穿了。戈壁沙漠的表面一早一晚升起一层又一层的雾霾,肃穆而萧瑟。

1968年的味道,也是小镇大礼堂的味道。

大礼堂,是那个特殊时代的政治工厂,也是各个时代的社会潮流记录者。它代表着某种权力。

最初的文革期间,这种权力登峰造极,主席台成了政治风暴的策源地,所谓革命,也就成了新概念的“礼”。听我父亲说过,当年大跃进期间,全国各地单位不论级别,村镇不论大小,都上马了礼堂工程。山东有个荣成县,15个公社中有7个打算盖大礼堂,有3个已经打好了地基。

关于礼堂,我父亲还说:“这是省上规定的,全国上下都在建。要限定时间在所在地建起像军区礼堂式的大礼堂,为了建这个大礼堂,砍光了附近的树不说,还拆了群众100多间房。”

那时的大礼堂,都是一片红色海洋加标语。场地除了批斗,还是举行各种集会和文艺汇演的所在地。

礼堂,也是我获得最初的政治意识的一个场所。

我三四岁的时候,母亲就背着我上礼堂参加各种集会,这些集会包括政治学习,早请示晚汇报,参加那些被检举出来各种问题的人的批斗会。那样的时刻,我趴在母亲的背上,怀里沉睡着的时刻居多。

有时候是冬日,礼堂里坐满了人,连窗台都是,场里的高音喇叭一遍一遍地播放着《东方红》,人们的嘴里哈着白气。礼堂前台有人在高声宣读什么东西,巨大的声浪一波波地翻滚,灼烧着场上的气氛。那些义正词严的语调,以及人群激动昂扬的情绪,有没有在某个时刻深入到我的梦境里?或者,渗透在我的意识中?

其实,相对于当时的成人世界的狂热而混乱,鼓乐喧天的社会氛围而言,学生游行队伍,漫天飞舞着的标语和红旗,对于一个幼儿的天真喜悦来讲,并不觉得恐怖,相反,却在原有的喜悦上,增添了不少的戏剧性。

1969年一个暮春正午。不想午睡的我,伙同一些小孩,来镇礼堂看稀奇。

这一天的太阳中午头才有,病怏怏的,像没擦干净的玻璃折射下来的光,倒也耀眼睛。没有什么风,很温暖。

礼堂散发出一种演出灯光常年烘焙过的长椅油漆的味道。那味道不禁使人肃然起敬。在礼堂房顶上方的电线下面,有一行热血沸腾的标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大礼堂不设座位,连水泥地都没有,平铺在地的是一块块清洗得很干净的红砖。礼堂中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主席台,主席台两侧是红旗,中间挂着的是巨大的主席像。一只硕大无比的喇叭筒闪着冰冷的金属光泽。

礼堂主席台就是以这样夸张的方式设在那里,象征着非凡的权力和荣耀。

礼堂的前台上方,是领袖的巨幅画像,他微微含笑,带点深邃睿智的眼睛正冲着每一个人笑呢。洋溢着赫赫权威而且庄严的笑容在正午无人的礼堂空气后弥散出来。一束束光从高大无比的玻璃窗上倾斜而下,照亮了领袖制服上那一层含蓄而华美的鸽灰色,那鸽灰色配上那笑容,庄严而神圣。

带着颗粒的粉尘混合着细小的蝇虫在光中飞舞。窗外传来“哗啦,哗啦”的风声,外面的广播又在报告人民公社丰收的喜讯了。

这时,在礼堂主席台的右侧一角,我们看到一个凸顶的中年男人站在一架高高的人字木梯上,正背对着我们在白墙上涂抹。光看背影我们也知道,他是本地一中的美术教师,两年前被打成了右派。这几天镇上的很多宣传画都是他画的。

我们这几个小孩儿便凑过去看。他画的是一幅很大的宣传画:这些人很好认,白衬衫蓝背带裤手执钢钎的是工人老大哥,包头巾大襟褂挎镰刀的是贫下中农,绿军装五星领章的是解放军战士,绿军装红袖章的是红卫兵,人手一册红宝书,紧贴胸前。他们簇拥在一起,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前方的一轮照亮全球的红太阳——

看见我们一群小孩儿,他敏捷地爬了下来,再三警告我们,好像是说,不要我们走近他脚下堆放的颜料,调色板,画笔什么的。

我们一边看他画画,一边对他笔下的人物指手划脚。可是,他告戒完我们之后,便不再搭理我们了,简直视我们为一团空气。

他凝视着每一根自己刚画上去的线条,笔触,轻轻咳嗽了一声,突然伸出一只手看了一下,把曾经不知什么时候割伤的,缠着白布条的左手食指又重新割了一下,用力挤出好几滴血,然后单手敏捷地爬上人字梯,把鲜血在右上角红太阳的位置上用力晕染,涂抹了一下。

他的这一突然的举止太古怪,太令人吃惊了。

他还暂时没有看见身后张大了嘴的我。

后来,上小学五年级的我,仍在与那个特殊时代有着特殊的联系。

悬挂在油矿区中学校区门口的铜铃被校工一遍遍地敲响,生硬急促的声音把槐树上的麻雀惊醒,随即,有人在高音喇叭里反复播一个通知。

那是1974年的初春的一天,中学老师刘秀勤停下在黑板上写字的手,回过头来对我们说:“同学们,现在下课,马上到操场集合。”

铅灰色的天空下,细小的雪粒扑打着脸颊,碎石子和黄土垫起的操场上黑压压的,挤满了从泥皮剥落的校舍出来的师生们。在口令声中,大家按班级排列,整队出发,浩浩荡荡地去镇礼堂听政治报告。沿途的路上,我们不断地遇见从别的单位整装出发的队伍。

我们经常会被通知到镇礼堂听取报告,那些报告跟我们这些孩子没啥关系,也听不懂。但没人敢不去,因为老师说了,这是政治任务。

我们踩着积雪消融的泥水往镇礼堂的方向走,我们的队伍一路上路过镇巴扎,医院,机修厂,酱油厂等等地方,有宣传卡车从我们的身边路过,高音喇叭一遍遍地播着开会通知。

礼堂里,各单位人马陆续到齐,人们的脸几乎都被大皮帽和花头巾捂着,嘴里哈着淡淡的白气。礼堂主席台的一侧是高音喇叭,循环着高亢的革命歌曲,激发出人内心的宗教情怀和与宗教相关的庄严和仪式感。

当年的礼堂在人们的心目中,就像教堂在信者的心里。

那天黄昏,一个会在礼堂开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辰还没结束,就是在这个会议上,我在镇礼堂目睹了父亲命运的逆转。礼堂的麦克风和扩音器把主席台有个男人的声音放大,洪亮而轩昂的声音充满了整个礼堂。突然,母亲从麦克风里听到了“严文轩”的名字。

我当时正趴在母亲的腿上昏昏欲睡,口水打湿了她的衣角。一个油腻的酱油瓶子放在她的凳子脚下,母亲说等着散会后,带我一起去镇供销社打酱油,还说,供销社还来了一种叫“糖稀”的甜食。

“严文轩”,高音喇叭又念了一遍我父亲的名字。

我感觉到母亲的身体本能地颤抖一下。我被惊醒了。但是抬头看她的脸,却没有任何表情,她是安静的,甚至是死寂的。我觉得在她眼里,除了父亲,那些周围的人都是不存在的。

母亲低下头,在口袋里翻拣了一阵,朝我手心里塞了两张纸币,一张一块钱,一张两毛,说你现在回家拿酱油瓶子去帮家里打一瓶酱油回家家里没酱油了再买几砣搾菜疙瘩。

“你长大了该懂事了。”母亲把我从她的腿上放下来,冰冷而粗硬的手匆匆划了一下我的脸颊。

“去,快去。供销社要关门了。”

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提着酱油瓶子,一步一回头的,一脸懵懂地绕到了礼堂人群末尾。

可是我还是舍不得走,颠起脚在人群里蹿了几回。

当我擦去满头汗,窗外的天光开始变得昏暗。我想,该走了。

这个时候,我出了一个状况:手里一直攥着的一块两毛钱只剩下了两毛,那一块钱的纸币不知道什么时候从手里丢掉了。我打了个寒战,怀着侥幸心理,心想它肯定是掉在了地面,就赶紧低下身子在地上找,地上到处都是腿,我的视线被大人们重重的身影切开,时而明亮,时而黯淡,当我蹲下弱小身子的时候,我依然在热气腾腾的昏暗当中。

我想,它遗落在地上的时候,可能不被人发现,不被人发现就不会被人捡去。丟钱的慌张使我看不清地面上的任何东西,我只能用手摸,摸到了男人女人散发脚气的鞋,糖纸,抽剩了的烟头,果皮壳还有痰迹。但就是没有那一块钱的纸币。

在我的成长历程中,我第一次面临真正的恐惧。

当我从供销社售货员那里取回用报纸包好的几陀酱菜和空着的酱油瓶后,天光瞬间暗了下来。整个世界仿佛只盛得下一双年幼小孩的蹒跚的脚步。

我没敢回家。躲开通向我家的那条土路,又来到了镇礼堂。镇礼堂大门紧闭,会议还没散,礼堂里不断传来高音喇叭嗡嗡的声音,听不清说的是什么。

四周黑黝黝的。但是礼堂的灯里外全亮着,四方形的建筑在渐浓的夜色中通体发亮,像是漂浮在夜气中。要是走到远处看着,镇礼堂多像是宇宙的中心,一切自然物的景物,生命,都围绕着它昼夜流转。

我靠着礼堂背面的土墙不言不语坐着,从黄昏到入夜。会议是什么时候散的我也不知道。人都走空了我也不知道。

这时,我听到了母亲满大街叫我名字的声音,但我不敢走到她的面前,我是一个多么脆弱的孩子,而这个礼堂如此庞大,像一个巨大的怪兽,就这么把一个手无寸铁的小孩给打败了。没有了一块钱,没有了父亲的避护,我将更加脆弱。

当母亲的喊唤声越来越近的时候,我终于大声哭了。

一种悲伤而恐惧的情感再次找到我的喉咙。

彻底离开这个小镇,已经是很多年之后的事情了。

那是炎热的夏季的一天,戈壁滩上的太阳又一次沸腾了,土路上冒出了隐隐的白烟。我去拿飞机票,一路上想着,在这样的盛夏季节,我是不是不该离开?因为,我暂时需要一份酷热,能使我原地不动,需要这种酷热来制服我最后还在犹豫的理由。

路过巴扎一处清真寺时,正是下午三点,我听见清真寺的宣礼塔上响起来了颂经声。那一瞬间,一切都静了下来。颂经声低沉浑厚,像是低低煮沸的声音,沸煮着无论怎样尖锐的区别和差异,熬得所有的分岐都融化了,成了一大片,那热气烘烘的雄浑律动,震动在含着一场雨的大气层里,把好几条马路和一片天空都震动了。

我站在清真寺的门口一动不动,听着这颂读声,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孤单——我真是一个在哪里都融化不了的个体啊,人能信着什么该多好,没有国土也没关系,信仰是他们流动的疆土,嗡嗡的颂读声缓缓砌筑一个城廓,一个王国,不可视,不可触,谁也击不退它。

我想起这二十多年来的人生,就是奔跑,跳跃和逃离。

对,逃离。

那最不堪的“十年文革”已经过去了,到了春天,又有多少生命会活过来?有花有果?泥土和草木不相认,得学会卑躬屈漆,得学会在卑微稀薄的尊严中苟活。

取了机票之后,不觉已到黄昏,我决定四处走走。

我走在一条亮堂而陌生的公路上——这条公路,宽且直,而且长极了,它就像是我记忆的肢体上安装的一条假肢,完整簇新,一时间,我不能判断它是否就是从前的那条故乡的街道两边已没有了旧时的房屋,不时地看到新鲜的泥土裸露,有雨后的生涩味道。两边的水泥加固网持续不断地向前延伸,生硬,粗暴,有力。

看这一切都是新的,但其实都是旧的。所有的建筑都像史前的事物,处处充斥着陈旧与“永久”的气息。马路是宽阔的,没有什么人走动,到了清晨,居民家的屋檐,电线杆上会栖满毛色发亮的鸽子和乌鸦。

而头顶上的天空,像多年前一样,总是深蓝不变,蓝得令人心生悲伤。

我来到我家原址——曾经的那个平房片区已经成为了一个学校的足球场,我已无法闻到那沙枣花香了,也看不到花枝随风轻微的摇晃。尽管一切都已彻底改变,但我还是准确无误地找到了我的家址——一只冒着白烟的粗壮烟囱,让我面临了又一次情感的袭击,唤醒了我过去的现实。看着烟囱朝向夜空的滚滚白烟,我知道了这一切并不是为了安慰我才存在的。更确切地说,它作为过去的一个标记,为的是给我一个永远的提醒。

当我穿过一个十字路口,看到一片拆迁遗留的废墟。红底白字标语横幅,残留在电线杆之间。

这是曾经的镇机关礼堂。尽管,时间带走了它周围的景色,但它的突然出现,仍使我面临另一种情感的袭击,唤醒了过去的现实,听过路人说,这个大礼堂在几个月前刚刚拆掉了。要起一座四层高的百货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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