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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馀岁黑甜浓

来源: 情感文章网 时间:2019-06-10 23:45:39

章诗依

秦晖先生的许多文章在成书之前都看过。刚刚出版的《走出帝制》也是这样,翻看目录,多数篇章都不陌生。但是,这没构成任何阅读的障碍。一气呵成读完,仍令人回味不已。

秉持关注大问题和基本问题的学术风格,在《走出帝制》中,秦晖对近年学术界的热点与难点问题展开正面强攻,举凡辛亥革命、太平天国、义和团、五四新文化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中涉及到的疑难杂症,如辛亥革命是否成功、太平天国与义和团中的“西化”、“反西化”与“现代化”之辨,以及相当长时间里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救亡压倒启蒙”的流行说法,秦晖都做了新颖而有力的辨析,可谓胜意迭出。

在我看来,批判并进而走出“秦制”,是贯穿秦晖学术志业的一条思想主线,《走出帝制》亦复如是。在这里,历史不是青灯黄卷中的风干话题,而与当下有着深切的勾连,几乎每一篇,都在与现实对话。如果没有证据与逻辑为支撑,这或将不免流于影射史学,但秦晖恪守学术规范,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因而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取得廓清之功,其客观现实意义在于,在相当程度上解除了御用史学与功利史学的武装,废其用伪劣历史忽悠现实的武功,为真相与未来开辟道路。

帝制悠悠,两千余年中,它是中国人最基本的生存背景。在《走出帝制》中,它是秦晖统摄全书的关键词。

其实,秦晖似乎更愿意用带有褒贬色彩的“秦制”来指代帝制。对于“秦制”,多年来秦晖持坚定的批判立场,不随思潮而移易。在他看来,秦以后中国历史的明显特点就是大盛大衰。承平之时“秦制”不像“封建”那样领主林立多内耗,因而可以多次取得“大国崛起”的成就。但“秦制”的大弊在于,它无法改变治乱循环的历史周期。秦以后的中国王朝更迭之快,封建时期的周王朝无法相比,欧洲、日本的宗主王系同样望尘莫及,而几乎每次改朝换代的巨大破坏性,更为人类历史上所独有。

人口的增减是衡量古代社会兴衰的唯一统计指标。秦晖利用史学界近年最新的人口学研究成果,揭示了辛亥革命前帝制时代中国人口触目惊心的大起大落。西汉末年与新莽大乱中人口从6000万降至3500万;东汉末年大乱,人口再从6000万降至2300万;隋唐之际大乱,人口从6000万降至2500万;安史之乱后以讫战祸连绵,从7000万降至北宋初年的3540万;宋元之际大乱,中国(指宋辽金夏之地总计)人口从1.45亿降至7500万;元明之际,从9000万降至7160万;明末大乱,人口从2亿降至1.5亿。对于中国历史上人口变化的特点,权威人口史家总结出如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元以前,每一次改朝换代人口通常都要减少一半以上,甚至60%;第二阶段是元以后至清末,每次大乱人口减少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但这种变化主要是元代以后中国人口基数大了,分布广了,且出现了多个人口稠密中心,大乱不可能席卷所有这些地方。但在大乱涉及的地方,人口损失的比例与元以前相比,骇人听闻的程度并不稍逊。第三个阶段是辛亥革命以后的民国时期,中国人口取得“乱世增长”,对于这一例外,秦晖在书中另有解说。

这就是“秦制”予我们的遗产——血腥程度独一无二的历史周期。至此,秦晖还用令人颇感意外的反讽笔调写道:“可笑的是西方人往往夜郎自大,我在美国看到好几中药能治癫痫吗本书说美国南北战争是人类迄那时止最残酷的内战。在我看来这是少见多怪了。”笔者恰好不久前读完出自美国历史学家、哈佛大学现任校长德鲁·福斯特之手的《这受难的国度:死亡与美国内战》一书,该书对美国内战死亡人数的研究结论是,从1861年至1865年间,共有62万士兵在内战中罹难,占当时总人口的2%。此外还有5万平民的死亡。这个水平,与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之际的屠戮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但福斯特竟然据此写出了一本十足大惊小怪的书,为一个半世纪前的死难者发出哀哀之音,确实够夜郎自大的,而目光也委实够短浅。

中国的改朝换代为何如此频繁?对此,传统而居于垄断地位的解释,是基于租佃理论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土地兼并带来流民问题,农民与地主不可调和的斗争。秦晖多年前就质疑土地私有制导致中国传统社会周期性危机的说法,近年来,这一认识已不再是独见之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集体大项目多卷本的《中国近代通史》,就已经不再采用上述传统理论清代历史。该书这样解释王朝衰败的机理:“真正侵蚀王朝肌体、造成王朝衰败的,其实正是凌驾于社会之上、充当社会调解力量的中央朝廷和各级地方政府”。换言之,正是秦晖着力批判的“秦制”。

叙述“秦制”之害、探究其兴衰本源的第三章,可谓《走出帝制》一书中最黑暗的章节。面对如此血腥的过往,难免产生中国人是否更嗜杀、人性更邪恶的疑问。对此,秦晖表现出强大的理性。他反对“劣根性”之说,坚定认为是彼时的制度设计出了问题。在本章结束之处,有段精警的议论,值得体会再三:“中国的历史有辉煌的篇章,但也的确有许多血腥的页码。近代以来中国长期国弱民穷,人们怨天尤人,难免怨及祖宗,‘反传统’的确反得过分,乃至出现所谓‘劣根性’之说,把中国的历史涂抹得一片漆黑。对此予以纠正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现在我们不能倒到另一极端:因为日子稍微好过了些,就小富即狂,把历史说的花团锦簇。作为知识分子应该有清醒而独立的判断力。当社会风行自卑时我们要倡导自尊,而社会趋于自傲时我们要倡导自省。”旨哉斯言。

“四千万人黄种贵,两千馀岁黑甜浓”,晚清启蒙思想家黄遵宪对国人在“秦制”中酣睡的摹写,依然流淌在秦晖的文字中。

在序言中,秦晖谦称,《走出帝制》“不会提供什么独家秘档或珍稀秘籍,但希望能在尽量掌握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常见史料和延伸背景知识,能够贡献一得之愚。”造成癫痫的主要因素又有哪些事实上,尽管篇篇处理的是重大主题,并且多有洞见,但本书却堪浙江癫痫病哪里最好称秦晖写得最举重若轻的一本。在宏大叙事中,间或穿插有小品风致的文字。即使运用的是常见史料,也每有发凡之见。整体典雅的文本中甚至偶有“这不找抽吗”之类的口语跳出,显示出写作时松弛的心态。

不用秘档,也有发现,这一点,最典型的体现在对刘锡鸿这一人物的叙述上。

刘锡鸿是郭嵩焘的搭档,两人为当时清朝驻欧的正副使。往昔读汪荣祖先生《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一书中,既已留下深刻印象。书中,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告密小人的嘴脸,频繁在背后向清廷打郭嵩焘的小报告,为郭嵩焘带来很大困扰,也相当程度上败坏了郭嵩焘在国内的公共形象。姜鸣先生新近出版的《秋风宝剑孤臣泪》一书中,收有《社交季的新客人:中国外交史上第一场招待会》,妙趣横生地钩沉了郭嵩焘1878年在伦敦举办的中国外交史上第一场招待会的前前后后,这场开创性的招待会,却在守旧的当时中国为郭嵩焘惹来风波,而背后的主要推手,竟然是其副手刘锡鸿。刘秘密向国内参奏郭嵩焘。后来,郭嵩焘不无理由地怀疑,《申报》对这场招待会的不实报道,也来自刘锡鸿的爆料与操控。郭嵩焘强硬地欲与《申报》对簿公堂,最终迫使其刊登道歉启事。

《走出帝制》中,秦晖揭示了刘锡鸿的另一面,使其形象更加丰满。原来,表面恪守“政治正确”、陈腐守旧的刘,其实内里是一个推崇“西洋国政民风之美”而对体制之弊有深刻了解的高级官员,秦晖调侃地称之为“晚清的毕福剑”。

在刘锡鸿笔下的英国,“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无虚文相应之事。”英国人则大多“以行善为志,息兵安民为心”。“其俗究以理之是非为事之行止,非专恃强力者。”“街市往来,从未闻有人语喧嚣,亦未见有形状愁苦者。地方整齐肃穆,人民欢欣鼓江西癫痫治疗军海劯攻勊舞,不徒以富强为能事,诚未可以匈奴、回纥待之矣。”这不就是活脱脱一副和谐社会的景象吗?

刘锡鸿对英国的监狱、养老院与学校也有很多细致的观察。他看到英国监狱“壁净阶明,尘垢俱绝”,待囚犯很人道,饮食“肉食毕具”,可以洗澡,家属可以探监,而且调教有方,犯人不仅“莫不体胖色华”,而且学到雕镂、绘画等技巧,出狱后可融入社会。来自天朝的他初时还怀疑自己看到的是给外宾的“形象工程”,遂违背主人的安排“突至其他禁犯之所觇之”,结果仍然看到同样的情况,使他不能不感叹“英人狱制之善”。

刘锡鸿对英国民主政治的细节也有独到的观察,且颇为欣赏。有一次他与日本使节聊天,两个东方人都痛感自己国家税收困难,国用匮乏,羡慕英国人纳税奉公,财政充裕。他并说:“此法诚善,然非民主之国,则势有所不行。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他的这一见解,连对头郭嵩焘也甚为称道。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明白人,竟然不断在朝堂上诋毁其实与他有同样政见的郭嵩焘,认为郭嵩焘的学习西方言行是“迎合洋人,坏乱风俗”,犯了大逆不道之罪,结果导致郭嵩焘彻底被罢黜,险些遭治罪。

对于自己表里不一的劣迹,刘锡鸿有一番辩白,而这辩白,无意中道出了“秦制”所以败坏世道人心的秘密:“中国天下为家已更数千载,政令统于一尊,财富归诸一人……逐末之人何得妄参国事。”原来,在家天下的“秦制”里,大家都是“一人”所豢养,国家大事,就不劳各位操心了,长此以往,社会上吃得开的,自然是趋炎附势、口是心非的“乡愿”。

类似这样的发现,还有关于义和团到底是否“愚昧”的辨析。秦晖发现,义和团杀的洋人很少,杀死洋人的,倒是清军。而义和团中牺牲的,都是儿童和普通人,头头脑脑们一个没死。对此,秦晖辛辣地嘲讽说,谁说义和团愚昧,他们简直太“理性”了!

这种具考辨性质的文字,在《走出帝制》中不时闪现,它们与作者不时站出来直抒胸臆的议论一道,让这一本属宏大叙事的文本变得丰富而具张力,富含信息与思想,展读之下,自然滋味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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