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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行字难以尽师恩(散文)

来源: 情感文章网 时间:2019-12-23 17:26:42

一九八八年,国庆刚过,县文化局打来了电话,要我立即动身去陇西,说市文联的蔡学仕老师在那里等我。这是我第一次要将出门,兴奋而又胆怯,晚上翻来覆去不能入睡,设想着路途上可能要发生的种种可能。第二天一早,为慎重起见,将零用钱装在上衣口袋里,总钱叠在一起,踏在鞋垫内,然后搭乘了一辆出差拉货的汽车,犹豫中,把静宁小城甩在了身后。

汽车下了华家岭,在一个交叉路口,司机很客气地停车,叫我下去等待通往陇西的班车。他一年四季在外跑车,我对他的话深信不疑。十几分钟过去了,不见有班车过来,内心突然紧张、疑惑了起来。正想着,一辆班车停了下来,还没有看清楚是驶往何地的,就听见司助喊:“去陇西,上车。”车门打开,赶紧钻了进去。车上的人不多,班车摇晃了几下,我便糊里糊涂落座。班车再没有停,直通目的地。可它的终点站却是那个全国药材集散地的文峰镇,陇西县城与我擦身而过。下了车,步行了一会,眼前的景象农村一般,疑心是走错路了。张口问了一位大爷,他说,还有好几里路哩,步行,大概要到天黑。一下子又紧张了起来。有时,我怀疑自己的运气不坏,总能在困顿中得到帮助。这时,一辆公交车停了下来:“去县城,上车。”车上挤满了进城的旅客,我一直站着,摇晃了十多分钟,抵达了县城边缘。有人告诉我,我去的文化馆在钟楼附近,便朝向耸立的古钟楼前进。

在文化馆的三楼,我找见了蔡老师,一下子有了回家的感觉。不大的房间里,他正和一位老师说话。门开着,我没有敲门,直接走了进去。看我突然进门,两位老师都吃了一惊,蔡老师一把拉过我,推到和他说话的那位老师跟前,说:“老李,这就是小李。”忐忑不安地坐下,交谈中才知道,他就是我一直想见到的李禾老师。那些年,我狂热地迷恋小说,在农村老家,写下了一沓沓稿子,然后步行十多里路到邮电所,把它们一次性寄出去。恰好经李禾老师之手,在当年某期《飞天》编发了我的一篇习作。这次在陇西办笔会,蔡老师和李老师提到了我,李老师说:“叫他上来见见吧。”能有这次见面,我当然很是激动,暗自庆幸当时没有因为盘缠问题而放弃。

和蔡老师第一次见面,是一九八六年,大约在五月二十三号前后,市上召开文代会。县上去了三五人,由王知三老师带着,我滥竽充数混在其中。我年龄小,且瘦弱,加上胆怯,一直坐在偌大的会议室的一角,不敢抬头扫视与会者,到现在回忆不起当时还有哪些重要人物。会议上要作自我介绍,我也记不得是怎样介绍自己的,想来那慌慌张张的样子十分可笑。晚上住在宾馆东楼,我少有熟人,便没有出去走亲访友,也没有串门子,一直守在黑白电视机前。与会者陆陆续续回来得差不多时,门外有人说话,打开门,是蔡老师几人,说是来看望各位代表。他和同房间的老师们握手,我站着,不敢动。他握我的手时,说:“新立。”那么多代表,他能记得起我,一下子拉近了距离。当时,和蔡老师简单聊起他的小说《大院深深》。这篇小说因为主题敏感而对号入座,给给蔡老师惹来了许多麻烦。这次能去陇西与李禾老师见面,真多亏了蔡老师的有心,李老师的留意,原因很简单:笔会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没有带任何作品。

我敢肯定,在来陇西之前,蔡老师和李老师聊起过我的生活。一九八六年初春,随父亲进城后,城里的生活并不比我想像的理想。那时我在工艺美术厂上班,尚未被眼下混日子的地方龙头企业兼并,但月收入只有三十七元六角,连一月的伙食费都不够,经常是当月的收入支付上半月的伙食,下半月得赊欠着,生活过得和眼下强不了多少。而正在一九八九年,家里出了件大事,父亲把所有的积蓄全部耗光。厂部把文化局的电话转达给我后,内心的喜悦溢于言表,想必肯定有好事等着我。但愁的是没有盘缠,尽管陇西距我不是远在天涯。文化局的领导十分重视这事,当即同意借我六十元,供我上路。在陇西,打算只住宿一夜,准备第二天和已经完成写稿的蔡老师一起返回平凉。吃完早餐,上楼收拾简单的行装时,李禾老师走了进来,叫我再玩上两天,等会议结束后大家一起走。我实话实说“还要上班呢”。他叫我去他的房间,我去了。李老师坐在椅子上,看了我好久,对负责会务的说:“把他的车票报销了吧。”听李老师这么说,赶紧把车票掏了出来,得意自己幸亏没有把它们当作废物丢掉。票是按双程计算的,回去后,我按李老师的吩咐,把回程票寄了过去。后来从蔡老师那儿知道,这次会议经费紧,其实只给学员管食宿,是不报路费的,我是个例外。感激和敬重之情,油然而生。

我不是可教之材,平时懒惰缺少勤奋,这一点只有自己知道。但常感激于老师和朋友的鼓励。陇西之行后,李禾老师对我关照有加。一九九○年九月,收到来自省城兰州的来信,信件是直接写给单位的,说是十月上旬在陇西召开笔会,要求“贵单位李新立按时参加”。我不在企业的重要岗位,且领导待我一向不错,通知我说,想去就去吧。这次,我坐班车到定西,然后倒车去了陇西。不像上次在文峰镇下车,而是看到陇西的标志性建筑钟楼时,就喊司机停车。到目的地,李禾、冉丹等老师一行刚到,正在做会议前的准备工作。李老师见我来,说:“还以为你不来了呢。”他说,这次开会,吸取了上几次的经验,以杂志社的名义,把通知直接发到学员的单位,这样,大家伙儿就好请假了。可见李老师的良苦用心。

这次会上的人多,有叶舟、雪漠和现任主编马青山等老师。所谓“文章没根,全靠烟熏”,好像与会者没有不抽烟的。我把香烟习惯叫“纸烟”,雪茄叫“卷烟”,李老师只抽“工”字牌雪茄,一毛七分钱一盒。其他人包括我只抽纸烟,比如简装兰州、燎原,四毛八分钱一盒。晚上,李老师挨着学员们的宿舍打招呼,谈稿件,也要量一下自己的雪茄。我拿过一根,点燃,当即呛得咳嗽了起来。李老师乐了,说:“我瘾重,就这个过瘾,还节省。”会上每人发了个小笔记本,好多人都在本子上留言。我也学着大家的样子,挨个儿签名记地址。趁着李老师来宿舍的机会,请他签名留念,他叫我来他的房间。在他的房间里,李老师放下手中燃烧的雪茄,拈起桌上的小楷毛笔,沉思一下,在小笔记本上竖着写下了“只要你敲门,就会让你进去”一句话,鼓励我多看、多练、多观察。此后,见杂志上的一些手写标题,就知道是李老师用毛笔书写的。后来,收到过李老师的来信,没有一个是钢笔字迹,又听说,他给作者的信件,都是用毛笔写就的。多少年了,李老师这个老文化人的习惯没有变。仅这一件,让人感动。

在陇西,按照李禾老师的安排,除了报到那天的见面会,再没有开过群体性的大会,我们与编辑都是面对面,有时聚在一起谈天说地,显得轻松愉快。当时,因为我的稿子一次性过了关,显得更加轻松。聊天时,我给李老师和宿舍的几位讲了上次自陇西回家的事。因为是真实的事情,连自己都觉得可笑。那次,我和蔡学仕老师一起坐班车去了文峰镇,蔡老师问我坐过火车没有,我说没有啊,火车咋坐呢?在售票窗口,我说去定西,便买了两张火车票。火车就停靠在站内,西去的,东去的,我不懂,蔡老师拉一把我说:“赶快,就这一辆。”就糊里糊涂爬了上去。没有座位,路不远,我们一直站着。时间很短,约莫十几分钟就到了定西站,下火车后又坐车到了定西汽车站。还不到中午,不想吃饭,就买了两张去平凉的汽车票。长途班车上的人不多,我和蔡老师上去,发车时,我又跳下车。结果是肯定的,我错过了班车――从静宁到定西,得摇晃近八个小时,下午没有班车。直到第二天早晨,我才坐了去静宁的班车回家。我下车的原因也很单纯:我是要回静宁,应该坐发往静宁的班车!这个简单的故事,李老师听后,深思半晌,说“下次我写小说,把你写进去,就写新立坐车记。”又抚摸着我的头,说:“现在不会坐错车了吧!”我生长在农村,极少出门,也不避讳错误,老师觉得疼惜,倒让我倍感亲切。

其实,这事我也曾经给蔡老师说过。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但可以肯定是一九八九年冬季。那次,蔡老师去静宁某乡镇采访一位抗美援朝的老兵时回到小城,晚上住在东关一家小店里。我常住在工艺美术厂,西边狭窄低矮的宿舍与简陋的办公室相对,距离不过十步。晚上九点前后,黑色手摇电话机响了起来,我跑过去接上,蔡老师说过来聊天吧。我赶紧跑到隔壁一家单位,喊上了在土地部门帮忙编辑土地志的李政民老兄,骑上加重永久牌自行车,去了东关。路上,我俩商量着顺道买只烧鸡,但可惜大摊点都已经关门,只有几个小流动摊子还在营业,便匆忙包了一只,赶往小旅社。蔡老师守在火炉边烤火,互相打过招呼之后,蔡老师问我:“去年你到车上,咋又下去不见人了?”我红着脸把情况述说了一遍,蔡老师感叹:“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当时大家都没有可供联络的通讯工具,另说手机,就连BB机我们都购置不起,真得感谢四通八达的交通条件了。

东关旅社的条件十分简陋,只有一排平房,因常年烟熏火燎,本来就昏暗的房间更加昏暗,手指在墙壁上划一下,就能擦掉烟土,写下字迹。一只十五瓦灯泡悬在头顶上空,可能因电压不稳,忽明忽暗,连人的影子都模糊不清。觉得蔡老师为了节约经费,住这样的房间实在有些不该。我们围坐在火炉旁,把烧鸡摆在炉子边上,准备在聊天的过程中消耗掉。我撕下鸡腿,递给蔡老师,可是,我们几乎同时看到了血。鸡竟然还生着,难怪它那么小!我不免十分尴尬。蔡老师见我和政民难为情的样子,说:“没事没事,这不是有火吗,咱们就烤着它,吃烤鸡。”看着他把肉撕下来,放在火上烧烤,我的神情才安静了下来。事后,我和政民分析,一定是商贩贪图生意,把半熟的东西急着摆到货架上去的。

静宁的烧鸡久负盛名。第二次在陇西,我向李禾等老师吹嘘得天花乱坠,说老师们到了静宁,我一定拿烧鸡招待。李老师说:“好啊,我就找你。”果然,一九九一年秋天,李老师和冉丹老师因事路过时,在不大的静宁小城打听着来到工艺美术厂。而我那天下午正好去了新华书店闲逛。我的同事把老师们让进我的宿舍后,骑着自行车满街道寻找,几乎找遍了我能去的地方,但就是没有来新华书店。我的宿舍仅一桌、一椅、一床,再无长物,如果有,就是扔在床上的几本杂志和沾满油腻的工作服。李老师抚摸着单薄的被褥,为我的环境难过了好久。两个小时后,见还没有找见我,他放下几期杂志和几本稿纸,一行人就那么离开了。傍晚时分,我回到宿舍,同事抱怨说:“几位老师说你答应要带他们去买最好的烧鸡呢!”这只是个说辞,而事实上,是老师路过静宁时想看看我这个不争气的学生罢!我自然懊恼不已,抱着杂志和稿纸,眼睛有些潮湿。

错过这次机会,再没有见到李禾老师。一九九二年的成县,负责我的稿件的张存学老师说,李老师已经退了,“他还专门说起你的情况。”我的嗓子便有些哽噎。李老师是西安人,想必他退休后回到了西安。二○一○年九月,马青山老师告诉我,李老师没有回西安,一直生活在兰州,有时还来编辑部坐坐。我不成器,一九九五年后,大约有近十年未动一字,觉得文字不能养家糊口,只能聊以养伤和自慰。多年来,我寓居小城,因多种原因足不出户,未能去省城看望他老人家,但说一口陕西方言、头发灰白、身材清瘦、精神矍铄的李禾老师对我的关怀和鼓励,一直牢记在心头。庆幸的是,二○一一年五月,在知三老师的作品研讨会上,见到了蔡学仕老师。他坐在前排,向身边的人打问我的情况时,把身材朝后扭了过来。我一眼看见了他,赶紧跑前去,抓住他老人家的手,泪水就流了下来。蔡老师头发稀少且灰白,脸上布着老年班,眼神慈祥平易,一如我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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